村口的过街楼虽然后来经过修复，但仍能体现当年村落建构的格局和村子相对繁荣的景观。据村里老人介绍，楼上曾经有一座小庙，供奉着菩萨像，但后来被毁了。

编者按

桑峪村自古少煤，村民经济状况不太好。目前，村里的经济来源主要是枣树生产、养殖业和一些年轻村民外出打工。但历史悠久的桑峪村一带早年的情形却并非如此，贯穿前后村子的古道促进了这里的商业和手工业发展。今天村中留存的过街楼和精致民居便是老桑峪经济繁荣的证明。

新北京观察

农村：固守民俗阵地

□张双林（北京史地民俗学会副秘书长）

众所周知，民俗是人类文化学的重要组成部分，也是一个民族得以延续和发展的精神支柱。我国是农业大国，而农村中所产生的民俗，无论是具象还是抽象，都潜移默化影响着城市和城市居民的生活和理念。如果不是有十几亿农民作为民俗守望者固守着农村的民俗阵地，我们今天会是什么样子，这是难以设想的。

事实上，今天的城市居民中有不少是来自农村的，他们的许多民俗来自农村、农民，是毋庸置疑的。以北京为例，如果不是因四郊的农民仍然按传统民俗生活、生产，北京城里人的生活显然会失去光彩，而所谓“人文奥运”也会因此子虚乌有。比如北京的花会表演是很有影响的，他们曾走出国门，到伦敦、巴黎的街头扭秧歌、耍狮子，而此类花会的发祥地则是京郊农村，东郊高碑店的舞狮水准达到了极致，乃至留下了“二闸的狮子会袅水”的佳话。

花会，亦称香会，是民俗活动中最吸引民众、最受欢迎的民间娱乐形式。当年，四郊乃至华北的农民到妙峰山“朝山进香”祭祀碧霞元君娘娘时，就是以花会为先导，其中大多数花会组织都设在农村。没有花会的烘托，“朝山进香”就失去民俗色彩，成为单纯的宗教祭祀活动。

来自农村的剪纸艺人也曾在欧美博物馆里大显身手，使人们了解中国民俗和民间艺术的魅力无穷。如果我们的农民在伦敦、巴黎的街头不扭秧歌而跳探戈；我们的艺人在欧美的博物馆里不搞剪纸而去画油画，自然会贻笑大方。秧歌、剪纸等民俗艺术的兴起，才开阔了城市中舞蹈、绘画艺术工作者的眼界。当这些艺术“本土化”和“民俗化”之后，才有可能走上世界。

一些把“与国际接轨”挂在嘴边的“超前人物”认为农村落后、农民保守，（如果山西农民不“保守”，那些“大院”能保存至今吗？）农村的民俗，在“新派”人物眼里可能会一钱不值，然而，它却可以征服世界，扬我中华民族之豪气。传统的农村民俗，保留着我们民族固有的勤劳、和平、宽容、亲和、良善的感情，对幸福生活有美好、健康的追求，这些都是构建和谐社会不可少的因素。从狭义上说，许多农村民俗也在影响着城里人的生活方式。京城四郊多如牛毛的“民俗村”，即是极好的佐证。

人们争先恐后地去乡下，表面看来只是去品尝“农家菜”，体验乡村生活，事实上，潜移默化中，人们接受的是传统民俗的“再教育”，以此返璞归真、回归自然，乃至净化自己的心灵。每年春节前后，总有大批的人去农村“过年”，在广阔的天地里，他们可以放鞭炮、贴春联、点灯笼、剪窗花，可以像农民一样相互作揖拜年。比起只能在自己的家中看电视、发拜年短信的城中过年者，他们更能享受到真正意义上的年的乐趣。农村能让很多人淋漓韭地过一把“年瘾”。

每个国家、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生活方式和民俗，如果都“与国际接轨”或按“国际惯例”而统一，不仅十分荒谬，更是明显的数典忘祖之举。我们在固守民俗上走过不少弯路，很多次“移风易俗”反而使一些人在道德层面上滑坡。而农村的民俗，也并没有因此消失殆尽，它表现了强大的生命力。广大农村和农民默默地固守在自己的阵地上，为传承民族香火和继承传统文化，守护着自己的精神家园。

如今，农村民俗也在悄悄改变城里人的生活方式，近年来吃元宵、吃粽子，“冬至饺子夏至面”和“贴秋膘”的习俗越来越仑。如果不是有数亿农民为我们固守阵地，是难以出现这种局面的。

桑峪村所在的斋堂川曾流传过这样一首顺口溜：“灵水的嘴儿，清水的腿儿，东西斋堂大烟鬼儿，东西胡林长流水儿，军响水碾出金子儿，桑峪蚕丝成大捆儿。”村民们解释，这是说灵水村出文化人，能说会道；东西胡林水浇地多；军响的水碾房，以水为动力，可以赚大钱；桑峪村古代养蚕业兴盛。明清时期桑峪村雨水好，桑树遍布村中，村民种桑养蚕，村子也因此得名。

古道促兴商铺和手工业

虽然今天的桑峪村已没人养蚕，桑树也极为少见，早年却因位于交通要道，养蚕业十分发达。

桑峪古道仍然较完好地保存于村后的崇山峻岭中。从军响向北，经桑峪，走崖间岭，上古道，通书字岭、碣石、珠窝湖等地，多样的地形造就了古道的弥深。片石铺砌的古路、在山体岩石上开凿的路及蹄窝，至今仍保存得较完好。由后桑峪天主教堂向上攀登，即可找到古道遗迹，还能看到摩崖石刻：“嘉靖四十三年（1564年）二月内修道，人人方便。”据说，这条古道存在于明朝之前，两端连接着蒙古草原和北京城。这条干线促使桑峪村的蚕丝远销他乡，过路的军旅客商带来了斋堂川的商业繁华，出现了众多店铺，经营南来北往的商品。

与门头沟区大部分村子不同，桑峪村并不产煤，耕地也并不多，手工业曾是村民谋生的一大方式。杨兆民老人说，在清代和民国时，桑峪村是斋堂川首富，周围十里八村的工具制作、生活用品都离不开它。元代桑峪地区建有桑峪社，农民相互资助，设有社长以专门劝课农桑。桑峪村的手工业五行八作，门类齐全，当初村里最有名的是铜匠、银匠、铁匠和席匠。铜匠以张克宽、张汝林家为最早，因铜活所需时间长，器物重而携带不便，很少走街串户，只是在家生火等待顾客上门。后来由于大量铝制品出现，铜匠在村里也消失得最早。

此外，农村离不开铁匠，当时桑峪村有铁匠铺72家，生意红火，村内“丁当”声此起彼伏，家家火花四溅。杨兆民说，铁匠因常在高温、高亮度的环境中劳动，所以多数人的视力不好，却力大无比。这一点在与邻村的械斗中体现得淋漓韭，一般村民都不敢轻易惹恼铁匠。抗战时期，村里的铁匠还参加了八路军的“修枪所”，将报废的枪支和武器修好后打游击战。编苇席过去也是一门重要的手工艺，每户村民都会在有水的沟洼地种上一片苇子或在水边养一片芦苇，用以打席子。桑峪村村民杨德林家就是席匠世家之一。现在桑峪村已经没有人编苇席，其他手工业也几乎销声匿迹，仅有的一家铁匠铺也已关门大吉。

[1] [2] [3] [4] [5] [6] [下一页]